— 菲力普．索雷斯
说到「母亲」，我立刻就会想到有两种——一种是父性，一种是母性（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不同的类型，她们都分别深受父亲或母亲的影响。她们的心理状态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我常想，对于一个作家，最主要的应当是找出在背后曾深刻影响过这位母亲的那个重要人物。
自从知道我的母亲对她父亲——一个爱玩的人。喜欢桥牌，也是出名的剑术家，曾获国际比赛冠军——曾经付出的心思，就更加了解她了。在那个时代，因着参与桥牌、剑术等活动，使一些妇女走向了开放之路。事实上，母亲年轻时就学过剑击。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寻常的。传说——我相信那是真的——母亲是三十年代波尔多市（Bordeaux）最早开车的妇女之一。
同样的，我的情形是完全属于母亲这一边的。不仅外貌像，生活方式也像。母亲善于言词，充满机智，而且极富幽默感，这是女性身上不易见到的优点。她擅长模仿，模仿别人说话、声调和姿态。她还能够把她叙述的一些情景很精采的表演出来。她是一个讲究言语和腔调的女性，说话就像在舞台上一样，诗歌朗诵得也出色。相反地，我父亲就比较沉默。
母亲现在已经八十一岁。由于原先老家的房子已经不在了，她在波尔多是寄宿在一家基督教的养老院里，虽然她是天主教徒。母亲原籍罗特（Lot），靠近拉斯科（Lascaux）的Montignac sur Dordogne，在巴黎出世，然而一生都在波尔多度过。
要想很完整的谈论我的母亲，那就必须从她一生各个时期和不同际遇的状况来说，因为我一直不认为有人天生就是母亲。女性不断地在变化，很可惜的是，在最值得观察的时刻，我们的感觉不见得清楚。这就需要她的孩子们用想象来重新架构组织了。
我们有点特别，因为母亲和她的一个妹妹嫁给同一人家的两个兄弟，而且以前就住在相邻的两栋房子里。所以当我谈到母亲时，我曾立刻想到过这位母亲的妹妹，在我心目中，她的分量远超过母亲。我十三岁那一年，她就离开了人世。我和她的感情非常深厚。事实上，将一个几乎是又并不完全是你母亲的人视为欲望的对象是比较容易的事。
我和母亲并不说知心话，家人没有这种习惯。波尔多人一向就比较不易流露感情。我觉得每个人各自拥有自己的秘密反而更好。大家生活严谨，彼此不道心声，可是又很愉快，这种现象我们常常可以透过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1885–1970。法国名作家，一九五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多以波尔多地区的生活为背景。译注）的三棱镜看到。而比起波尔多，莫里亚克更接近朗德（Lande）那个地方的人。波尔多的生活其实比人们想象的要感性的多。
我的母亲叫Marcelle。我一直认为她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美。我的皮夹内总带着她的相片。温柔、感性、又很有个性。喜好运动，喜爱马——马是她父亲入迷的嗜好，他还有一座马廏─—虽然她并不骑马。他们在龙祥（Longchamp）以及许多其它的赛马场上都留有合影。尽管她没有任何音乐或绘画的天赋，她却能很轻松地成为「法兰西剧院」式的好演员。她不喜欢家务，甚至对做菜也没有兴趣。对于酒，她也只有最起码的认识，大家平时都很将就，除了一项家中的传统：桌上的酒要另外装在透明的玻璃瓶子里。
她喜欢外出和逛街，她喜欢打扮，尤其关心首饰的搭配和晚礼服的穿著。最近为了搭机到洛桑（Lausanne）去参加她曾孙的受洗礼，她还特地买了一套洋装呢！她不怕远行，一九七六年她陪同我的妻儿到纽约三个月，那是她第一次去纽约，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大惊小怪的样子。
她一直希望我能继承父业。父亲在波尔多有一家搪瓷和铝制的家庭器具工厂。全家人也都期待着我能接掌他的事业，做个工业家。不过，对我来说，很庆幸地，父亲在六○年代却破了产。
我或多或少都还挺喜欢谈我的母亲，我觉得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她是一个十分寻常的人。我不认为需要刻意的吹嘘或是以悲调陈述。
我和母亲曾经有过严重的、阶段性的冲突。很典型的，比方说在青春期，我的反抗性极强。以后我到巴黎来的时候，我们甚至整个闹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关系冷淡。父亲悄悄地寄钱给我。那时我的心中只有自己的希望和意愿，我相信她为这感到痛苦，但仅止于此，因为实际上，她个性相当开朗，而且她也会佯装痛苦。我们每次的关系破裂都极具戏剧性。经常是为了一些在我年龄不该发生的事情，当然是跟女人有关。她过度的指责我。。。我想不必明说吧！她也指责我烟抽得厉害。总之，指责我没有过她认为我应该过的生活。
在文学方面，我们起初的关系非常不好。她不但不鼓励，反而直泼冷水。后来她才慢慢接受，并且对我的书也感到兴趣起来。我的第一本书是十九岁那年写的——大多数作家是二十一岁——父母亲，尤其是母亲，对我所写的故事感到很羞耻；当然是性方面的。其实，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再正经不过的故事。为了他们，我必须用笔名。父亲的态度没有母亲那样明显，甚至有些无所谓，因为他的思想一直还算开放。我想女性心理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她们不够开放。
书出版以后，母亲和我进入到相当白热化的对决。写作对于她，要比性解放更糟糕！我相信尽管关系紧张，到了后来，母亲还是很珍视甚至夸赞我所写的东西。当然，因为一家人的关系，在价值上有所低贬是难免的。如何希望一个熟悉我们，有如在显微状态下洞察过我们的人，很认真地来看待我们呢？
我从事写作与家庭没有任何关系。我的选择来自于阅读。当我们读到一本好书，一定也希望自己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正如同我们画画是因为我们见过一些画作和画家，而我们从事音乐也是因为我们听过一些音乐。
我从来没有怕过母亲。有问题时我总是毫不畏惧地找她解释。现在我比较小心，试着不要去太干扰她，这是我向她表示谢意的方式，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曾经严重地破裂过，毕竟她一向都是相当容易相处的。在我小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打过我耳光。我遭到最严重的惩罚是来自于她的妹妹Laure；她叫我把手伸出，在上面轻轻地打了一下。虽属象征意义的一幕，可让我觉得不仅颜面丧失殆尽，而且还有灼痛之感。
母亲在我最近出版的三本书里偶而会出现。我让她介入一些简短的对话。我并不想以母亲的身分来写她，写我很熟悉的、有关她的生活。我喜欢单纯地把她当做一个交谈的对象，让她引发一段幽默的对话。我最欣赏母亲的─—尽管她有缺点，就是她的幽默，她那种淡化事情的本领。其实，我佩服所有幽默的人。
我想我对女性的看法母亲要负一部分的责任。事实上，做为一个母亲，她并没有什么有趣或者特殊的地方，然而，站在女性这个角度，她却相当吸引人。平日我在女性身上并不找寻「母性」。也因此我没有什么同性恋的倾向。
就我─—一个跟大家一样，甚至有过之的弗洛伊德的信徒─—而言，有关于「母亲」对作家或艺术家的影响的研究是相当有兴趣的。普鲁斯特（Proust）、韩波（Rimbaud）、汉德克（Peter Handke）、葛昂（Albert Cohen）、马蒂斯（Matisse）。。。，他们是如何能够或者无法摆脱母亲的？他们又是如何游移在与母亲的关系之中？
对一个作家来说，「母亲」是一个不可能失败的主题。这是为什么我不写母亲的理由。也因为这是很容易夸张的一个主题，以至于我无法很悲怆地来谈它。
我对母亲所留下来的最美的回忆是在波尔多，那是大战期间。夜晚炮弹空袭时，我们就必须起身，带着鸭绒被，躲到大院尽头的一个地窖里。在照明弹之下，炮轰的景象其实很美。有一回，抱着红色鸭绒被的母亲跌倒在草坪上，她觉得那样躺着很舒服，不愿起身，还跟我们说其实就该睡在草坪上。她完全忘了轰炸机正向着我们的上空飞来。
现在我常打电话给我母亲，虽然时间短暂，她却很高兴。她健康情况并不好，我知道她心里很满意我在关心她。她叫我不必这么勤快的打电话给她，其实我确定她心中经常都在盼望着。
母亲在思想上应该算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她几乎很肯定女性优于男性，她认为女性不该由男性来主宰。
我特别感激母亲的是她的微笑，因为我相信在一般母亲可能的「阴郁角色」上，一位会笑的母亲在我看来极为重要。我的幽默完全承袭自母亲，我可以毫不在意他人的话语，我可以轻松地抓住一个字就将话题岔开，也可以避重就轻的不把场面弄僵。。。
的确，想到我所认识的那些虚无主义者，我相信在他们失望当中，影响他们的一定是他们身为「阴郁模子」（母亲可以说是一个生、养孩子的模子。译注）的母亲。我相信自杀的人其实只是为了履行一个母性可悲的命令，他们是受到一种否定的话语、一种最原始的咒语的启示。
波特莱尔的《恶之华》里的第一首诗〈祝祷〉，很美的一首诗，谈的就是这个主题：
在至高权力的意旨下
诗人来到这个令人厌倦的世界
他那深感恐惧的母亲
握着双拳面向着对她充满同情的神明开始亵渎
《哦！生的何以不是一团蛇。。。》
她如此咽下她那仇恨的涎沫
不知「神」之意图的她
亲手准备着，在地狱的深处
那献给母亲罪孽的柴火
我认为波特莱尔和他母亲的经验极具说服力。而且我时常提起他们那种令人赞叹的经验。他写给他母亲的信充满了神奇，对他母亲，他竟然能够将自己提升到父亲的位置，和他母亲谈论「母亲」情感的稚气，太奇特了！事实上，问题的根本在于——如果我们是个男人——是否能够了解到一位母亲无论如何总是停留在小女孩的阶段。关于这一点，在神学上仍有许多可以研究。但丁就曾说过：处女，母亲，妳儿子的女儿！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把母亲看做一个小女孩，借着对她曾经身为的小女孩的一种深刻的领悟，那么我们就赢了。否则那就是一道令人恐怖的母性权力的屏障。我相信我赢了。因为我就是把我的母亲当成小女孩一般来看待。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我是这样的在看待她，但是从她一向对我的不信任，她应该想到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想今天我们都错得很厉害，因为这些有关母爱的故事。虽然我还没有到完全否认母爱的程度，可是对于大家的渲染我是持相当强烈的保留态度。我一直相信弗洛伊德，女性很清楚地知道她们想要孩子，可是孩子生了以后，又让人觉得她们要的根本是其它的东西。
